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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之后还附了十三条“解说”仍旧是玩弄一些抽象概念,说来说去,并没有把“定义”解说清楚。作者始终一本正经,丝毫不用一点具体形象,丝毫不流露一点情感。他是从艺术学院毕业的,听说搞过雕塑和绘画,但始终不谈一点亲身经验,不举一点艺术实践方面的例证。十九世纪法国巴那斯派诗人为着要突出他们的现实主义,曾标榜所谓“不动情”(Impassivié)。“定义”的规定者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文章里怕犯“人情味”的忌讳,阉割了自己,也阉割了读者,不管读者爱听不爱听,他硬塞给你的就只有这种光秃秃硬绑绑的枯燥货色,连文字也还似通不通。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种文风改变过来呢!姑举莎士比亚和歌德这两位人所熟知的大诗人为例。莎士比亚是近代浪漫运动的一个很大的推动力,过去文学史家们常把他的戏剧看作和“古典型戏剧”相对立的“浪漫型戏剧”,而近来文学史家们却把莎士比亚尊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究竟谁是谁呢?两说合起来看都对,分开来孤立地看,就都不对。可是我们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们在苏联的影响之下,往往把现实主义和浪温主义割裂开来,随意在一些伟大的作家身上贴上片面的标签。而且由于客观主义在我们中间有较广泛的市场,现实主义又错误地和客观主义混淆起来,因而就比主观色彩较浓的浪漫主义享有较高的荣誉。只要是个人作家,哪怕浪漫主义色彩很浓的诗人,例如拜伦、雪莱和普希金,都成了只是理实主义者,他们的浪漫主义的一面就硬被抹煞掉了。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在读者中容易滋生误解。所以这个难问题还不能不谈。后来,贺拉斯发挥了他的类型说,而抛弃了他的典型说。此外贺拉斯还提出了“定型”说。所谓定型说,就是借用古人已经用过的题材和人物性格,古人把一个人物性格写成什么样,后人借用这个人物性格,也还是写成什么样。比如写阿喀琉斯这个人物,就应象荷马那样,把他写成“暴躁、残忍和凶猛的人物”。贺拉斯的理论在西方产生很大影响。他的信徒中包括布瓦洛、普·德·维迦、孟德斯鸠等人。甚至丹纳也认为美的事物就是很清楚地显示“种类特征”的事物。类型说和定型说的哲学基础是普遍人性论。它所以长期得以流行,理由大体有两个:一是过去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要求一切都规范化和稳定化;一是统治阶级一般倾向于保守,他们更喜欢自己所熟知的人物和故事。威尼斯手机网投前两信收尾时曾谈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彻底解决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心与物这些对立面的统一,现在就单从艺术方面来看这种辩证统一是如何通过劳动来实现的。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劳动,其实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是一致的,而且是互相依存的。我们的根据主要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第一卷里关于“劳动”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关于“从猿到人”的论述。

威尼斯手机网投我很喜爱漫画师丰子恺老友的两句诗:“尝客小中能见大,还须弦外有余音。”现在就留下偶然机缘这个问题请满位研究,就算是我的弦外余音,留有系不尽气意吧。再见,祝诸位奋勇前进!我很喜爱漫画师丰子恺老友的两句诗:“尝客小中能见大,还须弦外有余音。”现在就留下偶然机缘这个问题请满位研究,就算是我的弦外余音,留有系不尽气意吧。再见,祝诸位奋勇前进!《谈美书简》是朱光潜先生一生中所做的第二次美学理论综合,这次综合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第一次。朱光潜所做的第一次美学理论综合体现在《文艺心理学》中,是以克罗齐的直觉论为中心,将心理学派美学、联想主义美学和道德主义美学沟通起来形成三个互相联系的层次,未超出审美心理学的范围。朱光潜所做的第二次美学理论综合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为中心,从人的本质开始,逐渐涉及到美的共同性与特殊性,审美活动中的心理与生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喜剧与悲剧,偶然性与必然性等问题,不仅包括审美心理学,而且涉及审美社会学和审美人类学。这次综合标志着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即由信奉尼采、克罗齐转变为信奉马克思主义。

大家都同意称为“现实主义”的一切东西都和我毫不相干,尽管他们要把我看作一个现实主义的主教。……自然主义者所追求的一切都是我所鄙弃的。……我所到处寻求的只是美。以上“美”的定义,无非自己在美学研究长途中的一个小小暂时“纪程”而已。以后于其视为绊脚石时,自己或旁人,都可以而且应当无所爱惜地踢开它!近代英国小说家佛斯特 (E·M·Frster)在《论小说的各方面》一书中论述了见不出冲突发展的“平板人物”和见出冲突发展的“圆整人物”之别,认为小说不应写出前一种人物而应写出后一种人物。“四人帮’所吹捧的恰是前一种,所禁忌的恰是后一种,在他们眼里看来,宋江不应有“坐楼杀惜”,李连也应该莽撞到底,伽里略那样有重大发明的科学家,就宁可放弃完成他的科学巨著而不应贪生怕死,看到烤鹅肉出不能那样馋。他们狂妄无知竟到了这种程度 !威尼斯手机网投人常常生活在必然之中,因此碰上偶然机缘,就使人精神上多少得到解放,遂产生一种快感,这种快感便是美感。好的文艺作品常常有所谓“神来之笔”,浸透着充沛的生命力和高度的自由。过去人们常迷信“灵感”,其实灵感不过是作者在意识中长久酝酿而突然爆发进入到意识里,这种突然爆发有赖于事出有因而人尚不知其因的偶然机缘。杜甫总结自己创作经验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神”就是灵感,似乎是出自偶然,其实来于“读书破万卷”的辛勤劳动。我国有句老话:“熟能生巧”,灵感也不过是熟中生巧,还是长期锻炼的结果。

近一百年中对康德持异议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康德把情感和意志排斥到美的领域之外,继起的叔本华就片面强调意志,尼采就宣扬狂歌狂舞、动荡不停的“酒神精神”和“超人”,都替后来德国法西斯暴行建立了理论基础。这种事例反映了帝国主义垂危时期的社会动荡和个人自我扩张欲念的猖撅。这个时期变态心理学开始盛行,主要的代表也各有一套美学或文艺理论,都明显地受到尼采和叔本华的影响。首屈一指的是佛洛伊特。他认为原始人类婴儿对自己父母的性爱和妒忌所形成的“情意综”(男孩对母亲的性爱和对父亲的妒忌叫做“伊狄普斯情意综”,女孩对父亲的性爱和对母亲的妒忌叫做“伊勒克屈娜情意综”)到了现在还暗中作崇,采取化妆,企图在文艺中得到发泄。于是文艺就成了“原始性欲本能的升华”。佛洛伊特的门徒之一爱德洛却以个人的自我扩张欲(叫做“自我本能”)代替了性欲。自我本能表现于“在人上的意志”,特别是生理方面有缺陷的人受这种潜力驱遣,努力向上,来弥补这种缺陷。例如贝多芬、莫扎特和舒曼都有耳病,却都成了音乐大师。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里还引了鲁迅复“北斗杂志社”一封信里所举的八条写文章的规则之中的三条,对青年作家是对症下约的,值得每个青年作家悬为座右铭:五、特别要冲破的是江青和她的走卒们所鼓吹的“三突出”谬论对于人物价格所设置的一些禁区。文艺作品总离不开人,特别是叙述故事情节的戏剧和小说,亚里斯多德把戏剧中的角色叫做“在行动中的人”,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叫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角色之中有主次之分,首要的角色叫做主角,在西文为hero。这个西文词的一般意义是“英雄”,主角可以是英雄人物,也可以是所谓“中间人物”或“小人物”。在封建社会,戏剧和小说的主角大半是些英雄人物,因为当时只有封建社会上层人物才能作为主角,反映在文艺作品里,为着维护或颂扬他们身份的高贵尊严,他们大半被描写成为英雄人物。不过只见在悲剧性或严肃性的作品里是如此,至于喜剧性的作品里如莫里哀的《伪君子》和《暴发户绅士》之类喜剧主角却都不是什么英雄人物而且些卑鄙可笑的人物。提问“怎样才算美”的朋友们未免有些谦虚。实际上这些朋友们每天都在接触到一些美的和丑的事物,在情感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受甚至激动。例如一个年轻小伙子碰见一位他觉得中意的姑娘,他能没有一点美的感受吗?一个正派人在天安门事件中看见正反两派人物的激烈斗争,不也是多少能感觉到美的确实是美,丑的确实是丑吗?在这种场合放过火热的斗争而追问美的本质是什么,丑的本质是什么,不是有点文不对题吗?一个人如果不是白痴,对于具体的美和丑都有认识,这种认识不一定马上就对,但在不断地体验现实生活和加强文艺修养中,它会逐渐由错误到正确,由浅到深,这正是审美教育的发展过程。而现在有些人放弃亲身接触过和感受过的事物不管,而去追问什么美的本质这个极端抽象的概念,我敢说他们会永远抓不着所谓“美的本质”。法国人往往把“美”叫做“我不知道它是什么”(Je ne sais quoi)。可不是吗?柏拉图说的是一套,亚理斯多德说的又是一套;康德说的是一套,黑格尔说的又是一套。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他们都可一分为二,各有对和不对的两方面。事情本来很复杂,你能把它简单化成一个“美的定义”吗?就算你找到“美的定义”了,你就能据此来解决一切文艺方面的实际问题吗?这问题也涉及文艺创作和欣赏中的一系列问题,以后还要谈到,现在只谈研究美学是要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事例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因此,我觉得现在大可不必从概念上来计较悲剧的定义和区别。我们当然不可能“复兴”西方古典型的单纯的悲剧和喜剧。正在写这封信时,我看到最近上演的一部比较成功的话剧《未来在召唤》,在感到满意之余,我就自问:这部剧本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它的圆满结局不能使它列入悲剧范畴,它处理现实矛盾的严肃态度又不能使它列入喜剧。我从此想到狄德罗所说的“严肃剧”或许是我们的戏剧今后所走的道路。我也回顾了一下我们自己的戏剧发展史,凭非常钱薄的认识,我感到我们中国民族的喜剧感向来很强,而悲剧感却比较薄弱。其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诗的正义感”很强,爱好大团圆的结局,很怕看到亚理斯多德所说的“象我们自己一样的好人因小过错而道受大的灾祸”。不过这类不符合“诗的正义”(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遭遇在现实世界中却是经常发生的。“诗的正义感”本来是个善良的愿望,我们儒家的中庸之道和《太上感应篇》的影响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悲剧感簿弱毕竟是个弱点,看将来历史的演变能否克服这个弱点吧。这三种之中第二种专指神话传说的创作方法,暂且不谈,第一种“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便是现实主义,第三种“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字去摹仿”,从前一般叫做“理想主义”,也可以说就是浪漫主义,因为“理想”仍是人们主观方面的因素。不但在音乐里,就连在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里最感动人的也不是概念性思想而是生动具体的情感。如拿莎士比亚为例,你能从他的哪一部作品里探索出一些概念性的思想么?确实有些批评家进行过这种探索,所得到的结论不过是他代表了文艺复兴进代的人道主义精神,更具体一点也不过象英国美学家克·考德威尔(注:克·考德威尔,英国进步作家,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文艺和美学。《幻觉与现实》是他的名著,其中分析过莎士比亚的剧作。)所说的,莎士比亚在政治倾向上要求英国有一个能巩固新兴资产阶级政权的强有力的君主。就是这些概念(你自己也许还在将信将疑)使你受到感动和教育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至今还抓不住莎士比亚的思想体系,假如他有的话。在读他的作品时,首先是他所写出生动具体的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性格,其次是每部剧本里,特别在悲剧里,都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强烈的爱和恨,强烈的悲和喜,强烈的憧憬和怅惘,强烈的讽刺和谑浪的笑傲,就是这些因素使我感到振奋,也使我感动苦闷。振奋也好,苦闷也好,心总在跳动,生命总在活跃地显出它的力量,这对于我就可心满意足了。阿门!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较早的提法,是贯串的全部手稿中的一条红线。马克思在下文又就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了补充:

到了近代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因而也登上了文艺舞台,文学流派中现实主义便占了上风,情形就有了彻底的变化。现实主义派抛弃过去歌颂英雄人物和伟大事迹的习尚,有意识地描写社会下层人物。从此最流行的是小说,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当权较早的英国。十八世纪一些著名小说家如狄浮、苗迎丝和费尔丁等人,他们所写的人物,大半不是汁么“英雄“而是名副其实的“中间人物”(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称作“中间阶级”),所写的事迹也不是宫廷显赫人物的政治大事,而是一般家庭纠纷或流浪汉冒险寻金之类投机勾当。在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之中,写“小人物”和“多余的人”便作为一个正式口号提了出来。莱蒙托夫的著名小说《当代英雄》 (本应译为《现时代的主角》)中的主角毕乔林就不是什么英雄人物而是典型的小人物或多余的人物。过去时代的主角是统治阶级的领导人物,而“现时代的主角”却是毕乔林之类没落阶级的悲观厌世、行为卑鄙的人物了。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威尼斯手机网投不但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如此,世界观的总倾向表现在一个文艺作家身上也是如此。它不是几句抽象的口号教条所能表现出的,要看他的具体的一言一行。一个作家总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是他毕生生活经验、文化教养和时代风尚所形成的。它总是思想和情感交融的统一体,形成他的人格的核心。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的“风格就是人格”。例如就人格来说,“忠君爱国”这个抽象概念可以应用到屈原、杜甫、岳飞、文天详和无数其他英雄人物身上,但是显不出这些大诗人各自的具体情况和彼此之间的差异,也就不能作为评价他们的文艺作品的可靠依据。在西方,“人道主义”这一抽象概念也是如此。文艺复兴进代,法国革命时代,帝国主义时代,乃至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都宣扬或者肯定过人道主义,但是具体的内容意义各不相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文艺领域里反对教条和公式化、概念化,反对用概念性思想来指导、约束甚至吞并具体的形象思维。文艺作品要有理,理不是概念而是事物的本质或客观形势本身发展的倾向。还应指出,文艺不但要有理,而且要有情,情理交融的统一体才形成人格,才形成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这种情理交融的统一体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情致”(Pathos)。别林斯基在他的文艺论文里也发挥了黑格尔关于“情致”的学说。近年来苏联美学界和文艺批评界有片面强调理性而蔑视情感的倾向,我们也跟着他们走,有时甚至超过他们,这是应该纠正的偏差。提“倾向性”似比提“思想性”较妥,因为在决定倾向之中,情感有时还比思想起更大的作用。最显著的例子是音乐。“四人帮”肆虐时曾掀起过对“无标题音乐”的批判,因为据说“无标题”就是否定思想性。对此,德国伟大音乐家休曼的话是很好的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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